一、基辛格《領導力》的研究對象與獨特視角
亨利·基辛格的《領導力》選取了二戰(zhàn)后六位*政治領導人，包括阿登納、戴高樂、尼克松、薩達特、李光耀和撒切爾夫人。這些領導人來自不同的國家，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(zhàn)。從個人角度而言，他們各自都有不少傳記，但基辛格將他們作為整體從20世紀的政治家群體里分離出來進行研究，這是一個獨特的視角。這種研究旨在探尋歷史對今天的啟示，因為這六位領導人都曾領導國家達成看似不可能的目標，他們不僅塑造了本國的發(fā)展，還對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例如阿登納執(zhí)政時的德國，在二戰(zhàn)結束后在經濟和道德上都陷入破產狀態(tài)，他的任務是讓德國重返國際社會，他采用的是“謙卑戰(zhàn)略”。戴高樂面臨的是復興法國地位的任務，他運用“意志戰(zhàn)略”使法國與勝利的盟國平起平坐。尼克松時代的美國希望減輕負擔同時爭取地緣政治優(yōu)勢，“均衡戰(zhàn)略”應運而生。薩達特上任時埃及處于連續(xù)25年的戰(zhàn)爭狀態(tài)，他以“超越戰(zhàn)略”為中東帶來和平愿景。李光耀執(zhí)政初期的新加坡看似沒有什么發(fā)展優(yōu)勢，但他憑借“卓越戰(zhàn)略”打破統(tǒng)計學預測，讓新加坡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就。撒切爾夫人任職首相時英國前景黯淡，她帶著明確的主張應對經濟變革和恢復民眾自信等問題。
二、基辛格眼中領導者的特質與思考行動軸線
基辛格認為領導人站在兩條軸線的交叉點上思考和行動。第一條軸線是過去和未來之間，第二條軸線是他們所領導的人民的持久價值觀和對未來的期許之間。領導者必須在已知的過去和對未來的直覺之間取得平衡，而這種對未來方向的直覺把握，使領導者能夠設定目標和制定戰(zhàn)略。
領導者首先要掌握分析這一特質，要根據(jù)社會的歷史、習俗與特性對社會進行現(xiàn)實評估。同時，由于要在價值觀與愿望之間作出取舍，領導者必須在知識與直覺之間進行平衡，用調整后的直覺為社會指明前路，并制定面向未來的具體戰(zhàn)略。而且，為了激勵社會前進，領導者有時還要肩負起“教育者”的職責。優(yōu)秀的領導者往往能夠引領民眾前行，而不是依賴暴力手段，不過領導者也需要身邊的團隊將其領導意志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良方。
三、領導力在不同情境下的重要性與體現(xiàn)
在任何社會，無論其政治制度如何，都處于從過去向未來過渡的過程之中，領導力在這個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。不僅僅是人類社會，社會中的各類機構也都需要領袖來指明方向不斷前行。缺乏領導力往往意味著災難的臨近，比如機構可能錯位、國家可能失能。
在國際政治領域，像薩達特對埃及的領導就體現(xiàn)了獨特的領導力。薩達特開辟了獨特的領導模式，他擱置了泛阿拉伯民族主義，將戰(zhàn)略重點放在維護國家主權以及與美國結盟上，這一舉措對埃及的發(fā)展有著重要意義，雖然他最終被暗殺，但他為和平所做的努力不可忽視。
在企業(yè)管理等領域，領導力同樣重要。從眾多的領導力書籍中可以看出，如《領導者最后吃飯》強調領導者的責任和擔當，領導者要先關注團隊成員需求；《驅動力》為領導者提供激發(fā)團隊成員內在動力的思路；《領導者口袋指南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或缺的101種工具和技巧》為領導者提供實際可用的工具和技巧；《領導力的5個層次》闡述了領導力的發(fā)展過程和各層次特點等。這些都表明不同情境下領導力的內涵豐富多樣，而基辛格《領導力》一書中對六位政治家的研究也為我們理解領導力提供了更多的維度，無論是在把握國家發(fā)展方向、處理國際關系，還是在其他各類組織的領導方面，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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